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百业待举，对各类建设人才的需求日益急迫。据统计，当时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尚有5600余人。为争取海外留学生早日回国，党和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1949年夏，周恩来指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徐鸣："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不过，当时尚没有一个直属办理机构负责推动此事。鉴于此，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称"办委会")，统一办理海外留学生回国事宜。

新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调查海外留学生的基本情况，主要方法是调查留学生在国内的亲属、朋友，以及回国留学生、国外侨民团体、学生组织等。在周恩来的提议之下，1956年后在留学生家属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设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不定期召开座谈会，采集留学生资料。同时，利用多种关系联系海外留学生，呼吁其早日回国。比如当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从事冶金专业学习和研究的李薰，曾先后收到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钱三强、国家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来信，邀请其回国筹建冶金研究所。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当时欧美各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报道多持消极态度，蓄意抹黑者亦有之。为此，新华社和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前身）及时整理国内新闻，电送海外留学生所在国的一些报社或杂志社。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还寄出45种书籍（共600余册）以及《人民中国》等刊物给国外十多个留学生团体，宣传新中国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政策。

新中国还利用一些海外留学生组织开展联系和宣传活动。比如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创办《留美科协通讯》，对新中国进行多方位、全景式报道。中共党员还在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开展活动。浦寿昌、浦寿山、陈翰生等曾多次在该会中就中国共产党政权和中美关系问题发表演讲，使留学生增加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正确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环境并不安定。当时，海外留学生多乘轮船经香港转道回国。英国政府对过港学人百般留难。留美学生持有国民党颁发的旧护照，无法凭此进入新中国。为帮助留学生回国，"办委会"特寄给每位拟回国留学生一份信件，作为留学生过港时交涉签证的依据。同时，中央政府委派已回国的留英学生曹日昌至香港大学任教，协助留学生们办理过境担保事宜。

1951年9月，美国司法部正式颁布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并明令120名中国留学生不得离美。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公开发表了"美国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的言论。之后，中美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开始时，美方矢口否认曾扣留任何中国公民。中国代表团列举了受到迫害的钱学森以及赵忠尧、汪良能和黄葆同等人的例子予以驳斥。最终，迫使美方于1954年11月发表了《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协议的声明》，宣布全面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出境限制。

新中国在为海外留学生提供政治援助的同时，也适时提供经济援助。"办委会"成立半年内，先后呈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拨款4万美元作接济之用。在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留美学生的援助之后，紧急拨款50万美元，对申请回国的留美生予以资助。此外，新中国政府于1952年﹣1957年期间陆续向留日学生提供了多笔救济金，总额达40万美元。

留学生回到祖国后，新中国政府给予留学生一系列特别款待和优惠政策。比如广州和天津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留学生回国，均派专人至车站或码头迎接。此外，周恩来批示每年组织在京新回国留学生参加国庆大典观礼。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美各国存在一定差距。为了兼顾到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办委会"规定一律按"中灶"标准招待新回国留学生。1955年底，进一步将伙食标准修订为：留学生本人（连同爱人）每人每月30元，子女21元；入招待所时，发给留学生补助费每人50元，有子女的，子女每人20元；每月发给留学生本人及其爱人零用费每人30元；医疗费用实报实销。

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作安置问题。1949年﹣1954年，在北京登记在册的回国留学生中有97.6％顺利就业。相比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应届毕业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争取下，有3000名左右的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到祖国怀抱。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程开甲、王淦昌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旧中国"只知派出，不知召回"留学政策的一次正确调整。